当正义只眷顾南方——国际刑事法院的信誉危机

Michael Asiedu
2025年11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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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0月6日，国际刑事法院创造了历史。阿里·穆罕默德·阿里·阿卜杜勒·拉赫曼（又名阿里·库沙卜）被指控犯有27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。56名证人向法庭描述了惨无人道的暴行——村庄被夷为平地，大规模处决，强奸被用作恐怖手段。在2003年至2005年的苏丹达尔富尔冲突期间，多达30万人在达尔富尔丧生。

20年后，受害者们终于听到了“有罪”二字。然而， 与这份胜利相伴而来的，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——所有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犯人都是非洲人。

这些数字令人震惊。自2002年以来被起诉的54人中，有47个是非洲人。该法庭总共判处了11人有罪，但其中，6人犯有核心国际罪行——战争罪和反人类罪。而这些人都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、马里和乌干达。难怪批评人士称其为“非洲法庭”。卢旺达总统保罗·卡加梅毫不含糊地指出，该法庭存在的目的就是“起诉非洲人和其他来自贫困国家的人”。前非盟主席让·平的问题则更尖锐：“为什么不是阿根廷？为什么不是缅甸？为什么不是伊拉克？”

这并不是推卸责任。倡导问责制的非洲民间社会活动人士也对这种模式提出了质疑。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库沙卜是否罪有应得，他的犯罪证据是充分的。问题在于，那些有权有势的非洲犯罪者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清算。

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大胆的行动。2023年3月，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，这是第一份针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逮捕令。2024年11月，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约阿夫·加兰特发出逮捕令，指控他们在加沙犯下的罪行，包括种族灭绝和利用饥饿进行战争。2025年1月，国际刑事法院将矛头指向塔利班领导人，指控他们进行性别迫害。

这些行动展现出了勇气，但也引发了愤怒。美国前总统拜登称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“令人愤怒”。美国参议员林赛·格雷厄姆威胁称，将对加拿大、英国、德国和法国实施制裁，如果他们协助国际刑事法院的话。俄罗斯则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官员发出了逮捕令。该法院还遭遇了网络攻击和渗透的企图。

但逮捕令不是判决。普京依然可以自由执政，甚至访问过蒙古——蒙古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，拒绝对他进行逮捕。内塔尼亚胡尽管受到限制，但依然在执政。为避开欧洲领空，他的飞行线路更长，以避免在可能执行逮捕令的国家紧急迫降。国际刑事法院的致命弱点在于他没有自己的警察部队，逮捕行动完全依赖于成员国。

这一弱点也并非新鲜事。2009年因种族灭绝罪被起诉的苏丹前总理阿尔·巴希尔，访问了19个国家，其中9个都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——但他毫发无伤。非盟宣布，成员国“不会配合”。巴希尔于2019年被罢免，但他依然身在苏丹，而不是在国际刑事法院的总部所在地——荷兰海牙。

这些问责的失败引发了“退出潮”。2016年，布隆迪、南非和冈比亚宣布退出《罗马规约》，但后两国又撤回了退出决定。非盟于2017年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“国际刑事法院退出战略”，但最终没有强制要求非盟国家大规模退出。然而，系统性的抵制仍然存在。2025年9月，萨赫勒联盟（马里、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）集体退出，并谴责国际刑事法院是“新殖民主义”的工具。他们的协调退出代表着有组织的区域性抵制，而不是孤立的退出。这也表明，国际刑事法院在整个非洲大陆面临着持续的合法性危机。

政治秀的背后，隐藏着资金匮乏的危机。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的预算约为1.87亿美元。自2015年以来，尽管案件数量激增，主要捐助国却坚持预算零增长。目前，该法院正在调查跨越各大洲的16起案件。2024年12月，各成员国批准了2025年1.95亿欧元（2.06亿美元）的拨款，比法院要求的2.02亿欧元（2.13亿美元）少了700万欧元。

长期性的资金不足迫使检察官办公室转向自愿捐款。批评者们警告说，这会导致司法政治化。比如，西方国家反对调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行动。而检察官办公室拨给乌克兰的资源几乎是巴勒斯坦的5倍。这是巧合吗？这种做法令人大跌眼镜。当预算流向与捐助国的倾向一致时，选择性司法的指控就无法被驳斥。

然而，讽刺的是，事实并非如此，许多非洲国家主动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请求。乌干达、刚果民主共和国、中非共和国等国自愿请求国际刑事法院介入。当军阀被打击的时候，支持率飙升，而当在任总统面临审查时，则爆发了强烈反对。这表明，批评者反对的并非是问责本身，而是非洲领导人被起诉而西方强权却逍遥法外。

反驳的观点也确实存在。近年来，许多暴行发生在非洲。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和以色列并非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，这限制了其管辖权。国际法院运行遵循补充原则，仅在国家法院无法或不愿介入时才会介入。富裕的国家可以在国内进行起诉。

但这些技术细节忽略了问题的关键。当每一项定罪都针对非洲国家，当针对西方盟友领导人的逮捕令束之高阁，当预算拨款倾向于调查西方国家的对手时，国际刑事法院就更像是权力政治的工具，而非公正的司法机构。

阿里·库沙卜的定罪带来了真正的正义。他的罪行证据确凿，他曾亲自用斧子将两名男子活活打死，并下令进行大规模处决。国际刑法的存在是为了确保追责并承认受害者的苦难。而国际刑事法院将一些原本可能逍遥法外的罪犯绳之以法。

但个别的定罪不能弥合结构性的弊端。国际刑事法院在一个根本不平等的体系里运作，这个体系里，权力决定了哪些罪行会得到调查。除非有一个非非洲人面临定罪，而不仅仅是指控，

“非洲法庭”的标签才有可能去掉。除非强国与弱国承担着同样的责任，否则，新殖民主义的指控将萦绕在每一次指控中。

国际刑事法庭需要三样东西以维持生存——与其职责匹配的可持续的资金，而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资金匮乏；能够确保逮捕行动不受权利限制的执法机制；以及能够证明国际法普适原则的起诉。

阿里·库伊卜的定罪证明，对大规模暴行伸张正义是可能的。但对于所有罪犯，无论其国籍或盟友的影响力如何，是否能平等地获得正义，仍是一个关键问题。如果法院不取得进步，它就有可能变成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成为强者惩戒弱者的工具，而强者自己却永远不受约束。